杨院长来内部交流，按领导的总结，有些话振聋发聩，值得我们思考研究很久。我不确定这是出于场面上的应酬，还是有感而发，大概更多地出于后者。杨的交流很直白，他不需要过多隐瞒，正如他说的，他所在的研究院与我部有着兄弟般的传统情谊，而他本人，更毋庸多言，有位名气较他还要响亮的兄长。

他的观点总结起来分为几大块。对中国外交的总体评价：顺应时势、促进和平、成果丰硕……。在这个大前提下，也有着一些不尽如人意处。以解决朝核问题为例，缺乏总体战略规划、缺乏前瞻意识；理念落后于形势、行动滞后于理念；学术研究条框太多，待事到临头不免仓促应对，拍脑袋、讲胡话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这个例子很具代表性，是局部问题，也反映着全局矛盾。当然，从服务于总体外交战略，为和平发展赢得宝贵机遇期方面，六方会谈功大于过，瑕不掩瑜。

至于对队伍的培养，他提出三超越，超越历史、超越部门、超越自我。他说，常让自己身边的年轻人思考一个问题，每过10年，是否还位于同龄人的前列，处于时代的前沿。对人才的培养，并不受自己任期的影响，而要看未来30年的发展。

他说的，正是我所忧虑的。记得10年前，当我决心考研时，朋友问我，为什么不知足，在大学当教师是份多么令人称羡的职业啊。我其实当时很惶恐，看到身边年长20岁的同事，我似乎看到了自己未来的20年人生轨迹。那将是条一马平川的道路，从路的这头，能清楚的看到远端。20岁时，就此决定的一生，那会少了很多乐趣。一路变幻不尽的风景，曾是最初的梦想。

10年过去了，我又开始困惑当下的状态。记得有人说过，人生好比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我一直很认真很努力地想要逆流而上，尽管有时好像手持宝剑执意与风车对决的唐吉坷德一样，徒劳无功。我认同《士兵突击》的编剧蓝小龙的一句话，大意是，人生难免荒诞，但活着总要做些什么。他笔下的士兵许三多说，活着就是要做有意义的事，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。既然活着，那么为什么不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呢。怕的是，想有意义而不得。更可怕的是，不知道什么才是意义。

有部《北大荒纪实》的纪录片，其中有位中年女知青，她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往事。在北大荒，她为了洗刷自己出身不好的耻辱，面对森林大火时，和北京来的知青同伴一道，奋不顾身、只身扑向火海。火灼在身上、脸上很疼，火辣辣的疼。她们喊着，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的口号，一次次被腾空而起的火逼退，又再一次次地扑了上去。她的同伴，最终葬身火海，北方荒原上，年轻的生命化作一缕青烟而去。而她，幸运的活了下来，重度灼伤，使她的余生与伤残相伴，孤独至今。她说，奔向熊熊大火的那一刻，心中满是飞蛾投身光明的喜悦，战胜了自我的怯弱和畏惧的喜悦，变得像广大贫下中农一样纯洁和高尚的喜悦，胸中不禁燃起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万丈豪情。往事不堪回首，物事已经全非。几十年生活的现实，足以将昔日的理想磨损得黯然无光。当我即将步入而立之年，开始感到深深的恐惧和不安，又一个10年后，该如何回首来时路。

杨说，很欣赏同事的一句话，国际体系改革是渐进、缓慢、甚至不易察觉的过程，开好每次的国际会议，参与变化的全程，就总能有所收获。要活在当下。未来是今天的延展，每一步都是迈向远方的累积。可是，敢问，路在何方?有朋友教会我句意大利语QUO VADIS——要向何处去?那是门徒在向耶稣探路。数千年来，相同的问题困惑着不同的人们。

杨说，不要自甘degraded为驻外办事处，可是小册子需要花很多人力编写，亲身经历者都有体会；广大外交人员日日伏案工作至凌晨，而今后10年乃至5年的规划却从来无人深究，因为决策在中央、轮不到我辈妄议朝政；缅甸的白玉、巴西的宝石和今后3年的升迁，比起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更清晰可见，况且琢磨这些问题更全方位地服务于现实需求。

其实，与现状妥协，最是容易。和自己作战，却需要太多理由。一段关于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的书评，闻过有如惊雷，摘来作为结尾：

   我们每个人，都一定有过一个绿蒂，都曾经是一个烦恼的维特。然而我们没有维特的那份勇气，我们不敢向毫无意义的生命说再见，我们高喊着“要坚强的活下去”而苟且偷生。自杀还是苟且哪个更勇敢？我不知道。

很多问题，不敢往下想，所以习惯保持沉默。